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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巴坠江事件沉思录:文明革命与人的现代化刻不容缓

2018-11-05 10:29:42 来源: 红网 作者: 编辑:袁平

  连日来,重庆万州大巴坠江事件持续引发社会热议。这是一场始于一人“错过一站路”、终于一车“错过后半生”的悲剧。葬身于长江之中的十几条鲜活生命,对很多人特别是受害者家庭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真相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它的背后是血淋淋的事实。

  社会舆论在对这些无辜生命深感痛惜之时,对事件中刘姓女子的死缠烂打无不义愤填膺,对大巴司机不顾乘客生命的理智缺失无不扼腕叹息,并从破坏规矩、损害公共安全的角度对双方互殴作了理性反思,更有甚者通过分析视频对驾驶员打方向盘的“诡异”、是否存在故意报复心理进行了推理。

  不管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如何,导致这一悲剧的主要责任在于动手互殴的当事人双方;不管制度设计、防范措施如何缺失,但一车乘客没有起到应有的制止效应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事件结局已然无法改变,追问事故谁的责任更大也于事无补,但悲情发展是不是必然如此呢?有没有可能避免呢?作为事后反思者的我们,倒还可以作出更理想的假设。

  比如,作为乘客刘某,如果一事当前,好好说话,多点包容,多点耐心,事态还会如此升级恶化吗?作为司机冉某,如果牢记身系一车人生命安全的天大责任,还会如此针锋相对、意气用事吗?作为其他乘客,在刘某与司机冲突的5分19秒时间内,如果有人站出来有效劝止,结果又会如何?

  我们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对逝者不敬,而是从更深的层面反思教训,这是让逝者安息、生者警醒的另一种方式。

  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都充分说明人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同等重要。这些年,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精神文明与人的现代化,却明显滞后于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管理的现代化。

  人的精神或者说国民性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源动力。人的现代化问题不跟上来,诸如重庆大巴坠江事故之类的事就可能还会发生。从这一事件出发,我们是不是需要一场从每个人做起的文明革命?是不是需要把人的现代化重视起来?答案自然不言自明。

  有人讲,“照耀人的唯一的灯是理性”。

  凡是情绪失控之处,理性之花就容易枯萎。无论是真实的现实生活,还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多一分理性与忍耐、包容与大度,人与人之间就会增进一分共识与合力。反之,如果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理性匍匐于任性,行动被情绪牵着走,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社会戾气只会越来越多,再多再牢靠的制度“笼子”,也关不住暴戾的洪水。讲文明革命与人的现代化,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进而言之,国民公共意识强和敢于维护公共规矩,是文明革命与人的现代化更重要的内涵。

  西哲约翰·多恩有言,“没有人是孤岛,也没有人能够退守孤岛。”

  在现代社会,如若每个人对公共生活中的事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别人头上的厄运难免不会降在自己头上。

  很浅显的道理,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作为普通公众,遵守规则非常必要,独善其身无可厚非,但在一些时刻,我们是不是不自觉地充当了鲁迅笔下“冷漠的看客”、龙应台笔下“沉默的大多数”呢?这值得扪心自问。

  应该看到,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冷漠、束手、围观,催生了悲剧的降临。虽然,孤立地看,每一个具体人的冷漠与旁观可能确实无伤大体,甚至微不足道。

  这个问题虽无关道德、无关人品,但却关乎中国国民性的现代化进程。

  历史地看,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为此苦苦探寻、高声疾呼,无一例外对旁观之举、围观行动、看客心理进行了抨击与揭露。

  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在《呵旁观者文》中写道: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沈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

  在梁启超看来,“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行事处事从一己出发,与自己“无关的事”就作壁上观。

  对梁启超讲的“旁观者”,鲁迅先生作了更鞭辟入里的分析。

  在鲁迅先生眼里,“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鲁迅先生八、九十年前描述的这种场景,在当今社会确实仍在上演。不过鲁迅先生没有料到的是,现今“老人跌倒该不该扶”已成为一个容易引发道德争议的问题,近些年相继发生的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就是例证。

  其实,旁观也好、看客也罢,共同之处就是喜欢局外看“热闹”,不爱入局惹“是非”。遇到事情,虽然不愿出手“亮剑”,但一有热闹看就热衷出面“亮相”。

  对此,鲁迅先生当年就观察到了:“倘使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地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

  痛感于这种冷漠的围观,鲁迅先生大声疾呼“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想一想。”这两个“想一想”,至今仍有警醒意义。

  固然,儒家文化向来教导“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公共生活中的明哲保身之道,看似“保身”,实则未必。

  曾写过《天高地厚》《感天动地》等农村主题系列小说的作家关仁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

  事远理迩。关仁山讲的虽是70多年前的事,但今天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仍不时看到歹徒在大庭广众之中恣意妄为的报道。

  公共场域中,旁观的“冷漠”汇到一起,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往往升级为“残忍”,并将侵害到每一个旁观者自身。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青年学者周濂有句话“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共生活中的人,“装睡”躲避不了公共生活的影响,更躲避不了厄运。

  正如梁启超讲的,其结果无非“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 他人之所得代。”

  故而,面对破坏公共规则的行为,“你、我、他”其实都难以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束手旁观、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螺旋”。

  如果“装睡”要以鲜血才能唤醒,那么这个代价是不是太了一点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呼唤文明革命与人的现代化,就要藉此唤醒那些还在“装睡的人”,或者让他们自己决定醒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我们要实现“强起来”,首先是每个国民在精神上“强起来”。经济建设越是向前推进,文明建设与人的现代化越是不能缺席。

  这是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给我们的深刻警醒。(红网时刻特约作者 观潮的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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