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一个人在宿舍阅读柴静的《这个名字是一场幻觉》，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们很幸运成为一个很棒的青年人，我们现在有什么可抱怨的，在抱怨中就错过了成为一个很棒的中年人的最宝贵机会，我还想将来当一个特别棒的老年人。这句话，在这个高考完的六月，在这个学生都盼望暑假的季节，勾起了我对自己学生时代以及毕业后那几年时光的无限回忆。

　　2007年，在父母每天的爱心营养餐中，在老师每天用粉笔教鞭比划着函数图像中，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三，那是一提到高考，小伙伴就谈之色变的一年，那是一道数学题，我确认过无数遍答案，也没弄清楚求证过程的一年。那一年，每天过着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教室的黑板上，贴着“不苦不累，高三无味；不拼不搏，高三白活”的“鸡血标语”，为了能多记下几个英语单词，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有小伙伴带着耳机背诵课文；为了能多解决几个不会的知识点，一群人下课了围着授课老师，拿着黄冈密卷，咨询为什么不选A，而要选B。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月考、一次次的忐忑、一次次的高考动员会后，我走进了考场，手中的签字笔颤抖地写下了自己名字。

　　高考成绩出来后，在大学的专业选择上，父母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母亲觉得女孩子学医当护士，毕业以后就不愁找不到工作，父亲觉得我应该走他走过的路，学习法律专业，18岁的我在这个事情上并没有一点头绪，最终，在父亲的一再坚持、母亲的无限担忧下，我在志愿填报表上选择了法学。大学跟高中完全是不一样的，它是开放的，在这里，你不用每天朝六晚十二，你可以在主修专业课程外，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剩余的时间可供你自由支配；但它又是封闭的，在这里，你所学到的知识，在你大四实习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都用不上，你大学四年所学的法律知识，其实还不如你准备司法考试那几个月掌握得好，而我，跟大多数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一样，发现自己四年所学的知识并不能撑起那一心想留在大城市的愿望，随后，我选择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在村官报到欢迎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村支书，他是一个40岁出头的中年人，跟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口中叼着香烟、卷起衣袖和裤腿、穿着沾满泥巴的解放军鞋的村干部不同，他衣着干净、举止干练，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军队转业干部，他有着军人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对待村内大小事务，总把计划提前，对待村民需求，他会不厌其烦地记录和作解释工作，并积极为村民去争取应得利益。

　　再后来，我顺利进入冷水江市人民检察院，报到的当天，伍检用他那温暖而又有磁性的声音对我们新入职的干警表示亲切的欢迎，打消了我所有的惶恐和慌乱；在我第一次参加的公诉例会上，戴着老花眼镜的龙检，对我们提出了严肃而又专业的办案要求；邹检，在批改我的审查报告时，告诉我，办案跟写材料一样，要严谨，做万全的准备；戴委，哪怕工作再忙，也亲自带我出庭，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哪里还需要改进；刘委，用他那敏锐的办案视角，一边批改我的起诉书，一边告诉我如何准确把握案件的证据；彭主席，每一项工作都亲力亲为，教我如何快速把工作状态从业务部门过渡到行政岗位；还有海科长，即便抱病出庭公诉，也用轻松而又认真的口吻告诉我，作为科长的那份责任；随时都带着爽朗笑声的阳主任，无论我何时请教他关于文件和材料的事情，他都能清晰地回忆出每一份文件的要求，并一字一句地反复斟酌每一份需要交出去的材料。

　　在键盘上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父亲给我发来一段微信语音，问我案子办的怎么样了，材料能否上手了，我看着宿舍对面的办公楼，夜幕降临下，仍有好几个办公室亮着的灯光，低头回了七个字给父亲：“安好，勿挂，祝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