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守护耕地红线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今年，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成功破解一起历时数年、涉及数百亩基本农田“非粮化”难题，让190亩被草皮长期侵占的良田重焕生机，为检察机关以法治力量推动社会治理提供了生动实践。

近日，记者就检察机关如何通过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理，专访了衡东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建成。

多源线索联动织密耕地保护“监测网”

在190亩“草皮田”复垦案中，检察机关是如何精准发现并锁定这一耕地“非粮化”问题的？

刘建成：耕地保护不能仅靠检察机关“单打独斗”，必须借助多元监督力量，织密线索监测网络。这起案件的线索发现，正是多源监督协同发力的典型成果。2月24日，我院通过“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收到志愿者反映的衡东县石湾镇茶石村永久基本农田被用于种植草皮的线索。今年4月，衡东县政协也将该村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的提案线索移交至我院。

这两条来自不同渠道的线索形成精准交汇、相互印证，为我们迅速启动调查、精准锁定监督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本质上看，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检察监督”协同发力的优势，群众监督提供了最贴近基层的“第一手信息”，民主监督从专业层面深化了问题研判，而检察监督则将分散的线索整合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行动，三者形成合力，让耕地“非粮化”问题无处遁形。这种多源线索联动模式，也为我们后续开展社会治理领域的监督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线索发现路径。

创新办案策略破解耕地整改治理难题

调查过程中，这片耕地多年未能完成整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检察机关采取了哪些创新性办案策略推动问题根治？

刘建成：我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该问题的复杂性远超预期，主要症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突出。早在2018年，当地村委会就与草皮合作社签订了300余亩农田的土地流转合同，2020年又新增流转250余亩，且两次流转的租期均长达18年，更关键的是，这两次大规模土地流转均未在镇人民政府备案，程序上存在明显瑕疵，为后续整改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是治理陷入“拉锯战”，事实上，县里相关部门已多次介入。分别推动270余亩和90余亩耕地完成复垦，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直至我院介入时，仍有190余亩基本农田未整改到位。

针对这些难点，我院确立了“精准监督+协同共治”的办案思路。今年3月10日，我们先对负有耕地监管核心职责的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立案；4月11日，又分别对负有耕地质量与流转管理职责的县农业农村局、负有属地管理责任的石湾镇人民政府立案，确保监督网络覆盖所有关键环节，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责任闭环。其次是搭建平台、凝聚共识。4月17日，我们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不仅邀请了3家被监督单位负责人，还特别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听证员，围绕“如何高效推进复垦、保障整改实效、建立长效机制”等核心问题展开充分磋商。最终，各方凝聚共识，我们才成功推动190亩“草皮田”在短时间内重披“绿稻装”。

深化治理成效探索检察监督“新路径”

能否结合案件成效，谈谈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探索的新路径？

刘建成：这起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190亩耕地的复垦，更在于它为检察机关运用法治方式推动源头治理、系统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实践样本，其背后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多元共治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支撑。此案的成功，始于“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线索与政协提案的“双轨并行”，检察机关则主动将政协提案转化为公益诉讼办案源头，通过立案调查、证据固定等规范化案件办理流程，使政协提案中的监督诉求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司法监督行动。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生动案例。

第二，听证磋商是实现低成本、高效能公益保护的重要方式。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我们没有直接启动诉讼程序，而是优先运用听证磋商机制，通过厘清监管职责、搭建协同平台，推动相关行政部门形成整改共识。这种方式既避免了诉讼程序对行政资源的占用，又通过司法监督的“刚性”与磋商协调的“柔性”结合，促使行政机关主动履职，真正实现了“以最小司法投入解决最大公益问题”的目标。

第三，源头治理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核心追求。办理一起公益诉讼案件，不能止于“解决问题”，更要追求“防范问题”。因此，在190亩耕地复垦完成后，我院的工作并未止步，而是协同相关部门着手从制度层面反思问题根源，目前正推动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合同范本与备案审查机制，从源头防范类似“非粮化”问题再次发生。这一过程也让我们更加明确，高质效办理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最终都要落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域、影响一片”的治理效能上